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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芬克斯·套娃·俄罗斯

斯芬克斯·套娃·俄罗斯

笔者听过这样两个形容俄罗斯的词汇,觉得十分恰当,一个是洋葱,一个是套娃。这两样都是俄罗斯“特产”,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为了一探究竟必须掀开层层面纱,否则你永远不知道其中奥妙。

“俄罗斯是斯芬克斯。她流淌着黑血,即快乐,又惆怅,她满怀着爱,也满怀着恨,时刻把你凝望,凝望!……”(勃洛克:《勃洛克诗选》,郑体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页449)

“快乐-惆怅”、“爱-恨”,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Блок)的《西 徐 亚人》(Скифы)将这样矛盾对立的情感同时赋予俄罗斯,足见其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学界则以“矛盾与悖论”、“二律背反”给俄罗斯“形象”贴上了标签。相信不少对俄罗斯感兴趣的中国读者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认识俄罗斯的过程:起初,被19世纪俄国灿烂的文学成就所吸引,认识到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王权不容置疑,知识分子深沉思考“谁之罪”、“怎么办”等永恒主题;随着对其历史认识的深入了解,从公元9世纪逐渐形成的罗斯,经历封建割据、蒙古入侵,抗击蒙古逐渐形成统一的莫斯科公国,到公元17世纪开启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快速发展的俄罗斯国家,18世纪愈发强大,彼得一世签署诏令(1721)宣告“俄罗斯帝国”之建立;19世纪,俄罗斯真正成为称霸一方的帝国,她的迅速崛起不过用时两个世纪。俄罗斯在国家军事层面达到了欧洲水平,然而,其社会基石——广泛的农民群体(占总人口四分之三)却一再牺牲自身利益,供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的贵族精英。其军事实力强大,但工业、农业的生产方式原始老旧,无法跟西方国家比拟。“正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说,国家强壮了,人民瘦弱了。”(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2004,页4)似乎,越深入了解这个国家,越感到迷惑——这个国家既有恪守规则的一面,也有混乱无序的一面,“斯芬克斯之谜”或成为对其最为恰当的形容。俄国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也说——“对我们自己来说,俄罗斯仍是一个不解之谜”(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译林出版社,2014,页3)。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认识俄罗斯的道路上,我们就要败下阵来,承认“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任由其摆布?当然不是。

笔者听过这样两个形容俄罗斯的词汇,觉得十分恰当,一个是洋葱,一个是套娃。这两样都是俄罗斯“特产”,俄罗斯菜离不开洋葱,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在套娃创作工艺中。二者的共同特点就是,为了一探究竟必须掀开层层面纱,否则你永远不知道其中奥妙。

尤其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有赖于信息获取的便捷,现代人有更多机会接近全面、真实的俄罗斯。但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我们应更加审慎,去伪存真。张建华教授的《帝国幻象: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与他者视野》(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俄罗斯的科学方法。该书以“国家形象”为切入点,通过不同人物笔下的俄罗斯,揭开层层面纱,着重介绍了中国、美国、英国、越南等他者视野下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为读者作俄罗斯面面观。

“俄罗斯国家”的概念何时出现?张建华教授将之推至彼得一世,这位俄罗斯帝国的缔造者,“祖国之父”。他者视野中的俄罗斯“国家形象”因此也始于彼得一世,包含了对其的“想象、见解和思想”。不过,作者强调,本书中的“他者”不是西方中心论或者后殖民理论中的“the other”,而 是 指 政 府、非 政府组织、其他国家的知识界和民间人士对俄罗斯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公民生活的认识(《帝国幻象》,页22)。第一章中,美国旅行家、学者们对俄罗斯的认知就经历了想象、见识、反思的过程,正如俄国形象借由乔治·凯南等人的视角在美国经历了“遥远的朋友——想象的双胞胎——野蛮的大监狱——邪恶的怪胎”这样的认知过程。国家形象,进一步讲包含了“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同上,页3),而在当代外交中“国家形象”化身为“软实力”,具体地表现为“国家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

“国家形象”是俄罗斯以其地理、政治、民族、文化特点展示给外国人的一种“符号”。当代社会,“国家形象”发挥着重要作用,亦如作者在代结语中所讲“国家形象是一种主体意识,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综合物。它在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化的要素,它不但有助于公民形成对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认同感,更有益于向外界和他者展示鲜明的和一贯的国家形象。”(同上,页360)在笔者看来,以国家形象为切入点的研究,则是认识这一国家(行为主体)的过程。不同人笔下的俄罗斯,呈现出“斯芬克斯之谜”的幻象,究其原因,则是“他者”基于自身的认知体系、成长环境所理解的俄罗斯各有不同。有鉴于此,不同人所见之俄罗斯自然表现出“多面相”。我们若想认识真实的俄罗斯,就必须跳出固有立场,借鉴、参考他人的成果,以达到认知上的合理判断。此外,自人类交往活动愈加频繁,从跨文化交流中彼此初步的相互认知、到有意识地通过一些行为、手段塑造某种形象,“国家形象”的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国家形象”不仅是一个观念认知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过往种种行为的总和奠定了认识的基础。

史学研究,如何做得有趣——既能让作者乐于研究,同时令读者享受阅读,对当代历史学家来说,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有趣的研究,通常是问了一个好问题。《告别帝俄:乔治·凯南视野中的俄罗斯“帝国形象”的变迁》《虚实苏联:美国记者杜兰迪视野中的苏联形象》《回首俄国:索尔兹伯里眼中“苏联人民的命运”》三个章节谈的都是美国人笔下的俄罗斯国家形象,这一切入点足可作为俄国史学研究的教学范例。冷战时期两个 “强国”彼此如何认知,双方的交往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毫无疑问是“国家形象”研究框架之下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这些美国旅行家、记者们的个人经历,在今天看来可称是传奇,更能激发研究者和读者的兴趣。两个距离遥远、相互陌生的国度,经乔治·凯南之笔增进了相互了解,愈了解则愈发现俄罗斯的多样性;1920—1930年代,《纽约时报》记者瓦尔特·杜兰迪亲历初期的苏俄,认识到西方与俄国政治传统上的差异——西方关注“个人和财产的保护”,而俄国则倾向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基于价值判断的根本差异,杜兰迪笔下的苏俄更加真实而深邃,他对苏俄的正面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苏关系正常化,1933年美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44—1954年,《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成为新一任美苏信息交换的桥梁,以6篇“回首俄国”系列报道向西方介绍了他对社会基层人民生活的关注,如今已成为我们研究当时俄罗斯社会的关键性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当代人,我们在阅读这些传记、报道时,需对照当时历史发展的特点来对其进行分析理解,特殊的历史时期、身份背景造就了这些旅行家和记者们不平凡的经历以及对俄罗斯的独特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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